乔良：事实很多人都看过这本书。《超限战》出版七八年了，现在到GOOGLE上仍能搜出十几万条信息。9·11之后，美国的右翼大肆攻击这本书，他们认为本·拉丹是看了这本书后受到启发，发动了9·11袭击的（笑）。其实这毫无根据。首先，美国在阿富汗的山洞里，在伊拉克抵抗组织里没有找到过《超限战》这本书。另外，这本书能在国外宣传开来，就是美国情报局自己干的。当年情报局找了20多个最好的汉学专家，花费了上百万美元，仅用1个多月的时间就翻译出来，并贴到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网站上。

　　我们在书里并没有说要对美国进行打击，而是分析可能会出现恐怖主义的形式，我们等于提醒了美国人———你们要警惕，恐怖主义要对你们进行打击。可惜美国自己听不进去。9·11发生后的第二天，9月12日的上午，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位三星将军在CNN发表谈话。他说，两年前中国的两位大校军官写了《超限战》这本书，书中提到美国将在21世纪初遭到恐怖主义的打击，我们当时已经翻译了这本书，但是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现在看来有必要回头重新认真地去读这本书。

　　军事战争与商业竞争的相似性，为“超限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郑万里：实际上，军事战争和商业竞争是最相似的，不少军事理论现在都应用到了经济领域。日本就把《孙子兵法》用于商战。您能谈谈“超限战”思维对经济领域的贡献吗？

　　乔良：现在就有一本书叫《股市超限战》，很多企业家在经营中也把这种理念运用到商战里去。军事战争和商业竞争有着共同的特点：一个是准备，一个是资源，一个是计划，最后还要充分计算作战的成本和收益。现在的战争越来越讲成本和收益，不像过去，可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为了海伦可以打仗，为了钻石可以打仗，甚至为了玫瑰也可以打仗。现在的战争决不会打得不偿失的仗。例如美国人的战争都是充分计算成本和收益的，美国是世界上现在惟一打仗能挣钱的国家。

　　郑万里：《超限战》的思路、视野比较宽，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经济领域都需要这样的思路。现在哪怕是经营一个企业、一间公司都需要制定发展战略，进行技术革新，运用各种营销策略。“超限战”恰恰给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乔良：我完全认同你的看法。《超限战》对于一般人来讲，最终目的不是讲如何去打仗。因为没有多少人会接触战争，即使是经济战争也不会有很多人接触。但思维的训练很重要，你必须有不同于常规的思维。我的下一本书《逆向制胜》———即反方向取得胜利，其实就是沿着“超限战”的思路走，只是更加具体化了。

　　商战原则为现代军事理论提供了可以模拟的经典战例

　　郑万里：可以这样说，军事理论是战时的商战原则，商战原则是平时的军事理论，商业竞争既然可以运用军事理论，军事理论也必然可以借鉴商战原则。

　　乔良：没错。实际上，这是相互影响的。我刚才谈到美国发动的现代战争，就充分运用了商战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原则，美国上世纪六十代初期的国防部长迈克拉马拉，原来是一个企业的总裁，他当国防部长后完全把企业的经验和管理方式、成本核算带进了美国国防部，并对国防部彻底进行了商业化改造。所以说，现在美国军队对打仗的成本核算完全是自觉的。

　　郑万里：这种战争管理模式，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它对战争的目的性做了最有说服力的规范。《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察。问题是过去的战争只讲目的不讲成本，现代战争不能靠拍胸脯，既要讲目的又要讲成本。

　　乔良：对了，过去的战争，首先是胜利，死多少人没关系；其次，胜利的标志是我占领了想要征服的地方。现在的战争不同了，现代的战争如果占领某地，那是愚蠢的战争。美国人实际上已经引领了战争的潮流，他们打仗不是为了占领，只是打出一种形势来，打出一种趋势来，最主要的目的是趋赶资本。

　　郑万里：占领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除非你完全把一个民族消灭掉、把一种文明消灭掉。日本侵略中国就是最好的证明。

　　乔良：特别是完全不同宗教的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征服，几乎是不可能的。科索沃战争美国很明智，不占领但让资本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流动（当然是流向美国）。而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战略严重的倒退。

　　曾经有一位美国驻华文化参赞问我：“伊拉克战争会胜利吗？”我回答：“如果你的标准是推翻萨达姆政权，建立一个在美国刺刀下的民选政府，那么你们现在是胜利了；如果你们想改造伊斯兰世界，把美国式的民主推进到中东，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文化参赞很奇怪，他问：“为什么民主在西方能蓬勃生长，为什么在中东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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