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北亚局势催促建构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

　　当前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最根本的变化，是这一地区所有相关国家几乎在同时进行着一场历史性的“角色转型”。这种转型将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而且各种力量在转型过程中彼此作用，增添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不可预测性。所谓“角色转型”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主观上不甘于现有角色定位而想通过一定手段实现某种身份的突破，进而确立新的国际政治角色；另一类是因客观形势的发展使既有角色定位不能反映现实的需求，因而需要相应做出某种身份调试，以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国家利益需要和地区秩序安排。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合作机制问题，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认真审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现状，努力构建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合作机制模式与原则，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冷战后在欧洲、中东、南亚、非洲等地相继爆发战争或冲突的情况下，东北亚却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局面，这在东北亚近百年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现象。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得到本地区各国的认同。2004年东北亚国家领导人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10+3”会议上，一致同意将建立“东北亚共同体”作为长远目标确定下来。这反映出东北亚地区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新潮流，以及21世纪东北亚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领域谋求全面联合自强的新趋势。然而，东北亚安全形势也有严峻的一面。超级大国推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在东北亚地区加强军事部署。朝核问题与东北亚安全前景备受关注，爆发战争或冲突的导火线依然存在。东北亚国家之间安全利益不尽相同，一些矛盾在发展。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主义依然猖獗，跨国犯罪有上升之势。虽然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主体的地区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在维护地区和平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是现有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仍处于比较松散的初级阶段，建立更加有效的东北亚安全合作体系是东北亚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今后5至10年东北亚国家可考虑将建立东北亚安全共同体作为谋求共同安全的一个目标。这一进程与东盟首脑会议确定在2020年之前建立的“东盟安全共同体”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其主要目的是，努力在东北亚建立一个制度化的地区安全合作体系，防止东北亚国家间发生战争，减少东北亚地区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避免东北亚国家的内部冲突，缔造和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可持续安全（Sustainable Security）。11东北亚安全共同体要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在东北亚现有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东北亚地区的认同感，培育共同的安全理念，遵守共同的安全合作原则，建立维护集体安全的机制，从而摆脱一方安全成为另一方威胁的安全困境。关于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主要形式，可以考虑东盟地区论坛逐步发展成为“东北亚安全合作组织”（East Asian Security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EASCO）。它与北约不同，不是军事集团，不具有排他性，不预设假想敌，而是针对不同安全领域的问题或威胁开展东北亚各国之间不同形式的安全合作。东北亚国家不存在共同的外部军事威胁，传统的军事集团模式不适合东北亚地区的整体安全需要。东北亚安全共同体不应照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欧安组织”，英文缩写为OSCE）模式，12但可以从东北亚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欧安组织的某些经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做法也可参照。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成员，主要是本地区的主权国家，但不排除美国等本地区以外国家参与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因地理上接近中亚，所以如果有意愿，更适合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而“东北亚安全合作组织”一旦建立，便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的“地缘桥梁”作用，使亚洲和欧洲的多边地区合作组织彼此呼应，相互贯通，从而为中国周边地区和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发挥具有战略意义的积极作用。

　　东亚安全模式建立之可能性。东亚地区两种安全体制的冲突、较量与共处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体制之间的差异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前提下，如何导向合作并如何使这种合作能够持久是东亚安全的首要前提。在东亚的现实环境中，实现东亚安全合作关键取决于三个方面：能否扩大安全共识，形成有效维护共同安全利益的机制；尤其是在应对共同安全威胁时，合作安全能否得到提升，比如反恐、反核扩散问题的机制建设。能否促使各国决策中的权力自律意识得到加强。这种安全机制能否使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得到抑制。

　　在复合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具有新的可能性。

　　东盟与中国等国倡导的东亚安全合作有了重大进展，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东盟地区论坛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安全对话机构：“东亚各国最近已就建设东亚共同体达成共识，而实现这一目标较为现实可行的路线图可能是：东盟自身的一体化进程保持领先一步的态势；东盟经济、安全、社会共同体的建立领先于东亚共同体的推进；与此同时，中日韩三个地处东北亚的国家将在这一总框架内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13东盟与中国共同推动的贸易一体化与安全合作正在探索着一条适合东亚自身特点的安全模式。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表示，到2010年，中国与东盟地区初步建成一个拥有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1.2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自由贸易区。14这种由贸易导引的区域合作将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会对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重要影响，很有可能是走向东亚全面安全合作的正确途径。形成一个具有较大涵盖面的安全机制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使分割的安全机制实现初步合作或使安全机制的范围得到拓展是一种可能的尝试。

　　在一个存在对抗关系的地区形成可兼容的安全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应该是可行的。新安全机制不同于安全共同体。它的要求比安全共同体要低。因此形成一个可兼容的安全机制符合东亚地区的现实。“安全机制并不必然意味着参与者对整体联系、合作、一体化或相互依存感兴趣。”15谋划中的东亚共同体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开放体系，还应该是在一定发展阶段后成为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的体系。从安全合作的角度而言，公开性或开放性的重要之处在于可以在合作中或构建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避免新的分化。

　　大国之间的合作具有新的发展潜力和契机。虽然东盟论坛的作用日益加大，但这一地区的安全合作的构造还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合作。美国因素在东亚安全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美国作为这一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理应在东亚安全合作的构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这里，美国的联盟体制与其他国家看待联盟的态度是一个关键。目前，这一地区的危机预防和管理实践为新型合作安全模式探索提供了新的契机。对于美国在东亚安全中的未来作用，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共建思想值得关注，福山认为冷战的安全制衡体制已经无法适应东亚安全的现实，“一直以来，亚洲缺少强有力的多边政治机构。亚洲的安全不是靠多边条约，而是通过一系列以华盛顿为中心的双边关系，尤其是《美日安全条约》和美韩关系来确保的……它们越来越不适合正在形成中的政治格局”。福山建议在东亚设立常设性五国机构将有助于为该地区的新秩序提供基础，“它可以成为中日韩美俄之间沟通的直接渠道……通过从外部支持和引导这些多边机构的演变，而不是充当妨碍者的角色，华盛顿可以更好地促进自己的利益”。16

　　中美之间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和太平洋最有影响的国家，中美之间的合作是东亚安全合作构建中的关键。中美之间不仅在经济上具有互补性（中国已经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在安全利益上也有互补性，如在朝鲜半岛事务和地区安全方面。美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而中国可以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发挥特殊作用。而目前两国之间的冲突多数为理论上的“推演冲突”，是有可能抑制的。当然，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必须与这一地区关系的根本改变联系在一起，包括与朝鲜核危机、台海危机、中日关系的改善联系在一起，它必须按照阶段性的、符合东亚安全发展进程的程序向前推进。

　　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必要性。自冷战结束以来，各国间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地区合作日益活跃，共同命运感增强。在安全方面，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共同威胁增加，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联系日益紧密，地区安全的重要性上升，和平与安全的不可分性已日益突出地在地区层面显现出来，多边安全合作成为各国地区战略的重要选择。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实质是两极体系结束后地区安全结构和地区秩序的调整问题，是东北亚怎么调整自己融入新的国际政治版图的问题。尽管冷战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结束了，但东北亚地区仍然保留着冷战时期的安全结构，朝鲜半岛仍处于分裂和理论上的战争状态，冷战期间形成的两个对立的战略三角中的南三角基本保持不变，美国和日本不但没有同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还对其采取敌视态度，屡屡对其政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朝鲜半岛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军事竞赛有增无减，一次次濒临战争的边缘。由美朝对立引发的朝核问题已经导致了该地区的两次核危机，不仅直接威胁到朝鲜半岛上两个国家的安全，而且还危及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影响了美朝、日朝和韩朝双边关系的发展。有学者认为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助于改变两个三角“交叉承认”的不平衡问题，减轻半岛南北的对立，并最终消除冷战结构。17但是，安全结构和地区秩序的调整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没有多边安全机制来保证对话渠道畅通并建立和加强互信，培育共同利益，冷战结构和思维很难真正清除掉，半岛和地区的持久和平也就没有保障。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今天，要解决错综复杂的朝核问题，构建相对稳定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模式是明智的选择。

　　（1）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和平、发展、合作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世界安全形势总体上进一步趋向缓和。主要大国之间首次不存在直接的和现实的军事对抗关系。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国家都相继调整了军事战略，由过去侧重打大规模战争转变为侧重准备应对地区性冲突和局部战争，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际竞争重点已经转向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世界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摆脱了其它因素的影响，更大程度地以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向前发展，各国间资本的争夺也更多地以经济自身的手段在全球展开。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同步发展，单一和极端的手段相对失去了原有的威力。在彼此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世界上，各国的利益彼此交错，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相互牵制的利益关系成为制约矛盾和冲突激化的内在基础，国际间的协调与合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2）只有选择多边安全合作模式才能合理、有效地解决朝鲜核问题，单极主导模式根本行不通。多极制衡模式虽然能够较好地兼顾当今世界上现实存在的几个大的力量中心的利益，但是朝鲜核问题中存在着一个在多极制衡理论中不能很好解决的重要因素——朝鲜和韩国主体地位问题，尤其是朝鲜的利益不能直接体现和维护，朝鲜半岛或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何来？集体安全模式在东北亚地区也不适用，因为它需要各方比较高的信任度与军事互助性，而这恰恰是该地区所缺乏的，美国怎么会相信一个“已经被两次发现违背承诺，而现在又正大试图实施新举措的国家。”解决朝鲜核问题只能选择多边安全模式中的多边安全合作模式。多边安全合作模式既包含了当事者在该领域应有的安全利益维护，同时也提供给周边大国以及对这一地区有影响力的其它国际行为主体发挥影响作用的机会，因而是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方式。而且一旦在该地区逐步建立起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能够带来如下效应：①稳定地区局势，朝鲜半岛特殊的战略地位，半岛南北双方安全的现状和发展太势，以及各个大国在半岛存在重大利益等因素，使主要国家围绕半岛问题进行着激烈的博弈。利益纷争容易引起地区局势的不稳定，融利益协调机制和冲突控制机制为一体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可以把各种不稳定因素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并依据机制的规则来协调行动，解决冲突。②深化安全对话机制，围绕着朝鲜核问题，各个相关国家逐渐介入其中，从美朝之间的双边对话，美韩朝三边对话，美韩朝中四方会谈，到美中朝韩俄日六方会谈。虽然六方会谈已经举行至第5轮，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以会谈来解决朝鲜核危机以及东北亚未来安全，其作用和影响将十分有限。从六方会谈的进程和取得的进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种突发因素都会影响到会谈的进行，影响到各方对谈判的态度和成果的落实。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可以通过制度性安排来规范、约束各国行为，深化地区安全对话。③维护东北亚各国相关利益，鉴于朝鲜半岛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各个大国都把目光投放到这一地区。而各个大国的战略目标及利益存在着复杂性和极大的差异性，需要一种各方都认可的共同性的机制。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在维护各国自身利益的同时还能约束各个国家按照相应规定承担自己的义务，维护区内各国的共同利益。

　　在东北亚地区各国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能源短缺、环境恶化、非法移民、贩毒和传染病等。这些问题的共同特征是：起因复杂、涉及面广，并且常有“蝴蝶效应”，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解决，因此必须要建立国际或地区合作机制。目前，东北亚国家普遍关注并希望能尽快得到解决的是能源、环境和传染病问题。以能源为例，随着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进口、缺乏自我调节能力而且还要支付“亚洲溢价”的各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威胁日益严重。各国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日韩两国的石油消费几乎完全依靠进口，中国的进口量也在迅速攀升。2004年日本、中国和韩国分列世界石油消耗大国的第二、三、五位。同时朝鲜也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而在世界能源市场上，自2002年以来，全球油价开始了新一轮攀升，2005年8月曾一度突破每桶70美元。东北亚国家的能源安全合作势在必行。俄罗斯是本地区唯一的一个石油出口国。因此，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对上述各国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日两国对俄罗斯远东石油管线的竞争和对东海油气田的争议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加剧了地区紧张，因此建立多边能源安全合作机制迫在眉睫。加强国际经济合作进程中的制度建设，拓展协调机制的影响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亚各国之间的依存度正在不断加深，区域经济合作的势头发展迅猛。目前，该区域的经济合作虽然还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但利益的交融越来越广泛，围绕区域合作的对话和交流层出不穷，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已成为东北亚地区发展的主旋律，加快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和战略追求，它既是实现共同繁荣的诉求，也是保障共同安全的需要。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加强区域合作的制度性安排，推进东北亚各国逐步建立能够发挥统一协调作用的合作机制。有关学者认为，中、日、韩之间的合作对推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有关键意义，但关于东北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协调机制不应拘泥于中日韩三国的视野，充分关注朝鲜对外政策的变化和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乃至印度等国家对亚洲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对深化东北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金融合作机制建设，维护和促进东北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东北亚区域合作以各种形式的经贸合作为先导，逐步向企业的海外投资、教育和科技的交流、能源合作、人力资源的开发等领域拓展，全面经济合作与交流的雏形已经形成。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各国学者普遍认为，贸易、投资、技术合作的深入发展，必须通过金融合作才能顺利实现，东北亚区域内各国之间对国际金融领域的合作需求将越来越迫切，率先在经济合作领域最为广泛的中日韩三国建立货币合作机制和稳定的区域汇率形成机制，有利于释放投资资源，节约区域投资成本；有利于稳定地区通货市场，减少汇率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有利于维护和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探索有利于贸易繁荣的协作方式，妥善解决各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强中日韩三方的区域合作，建立紧密的贸易关系，促进贸易的便利化，可充分利用WTO政策允许的例外，促进贸易转移与扩大效应的形成，使东北亚区域各种潜在的贸易能量得到充分释放，增加该区域整体的贸易福利，并进而形成强劲的比较优势。但贸易自由化同时也会冲击各国既定的贸易秩序，引致不同群体的利益变化，并有可能遭到利益流失者的强烈抵制。近年来，中日韩三国之间频频出现的贸易摩擦就是现实的例证。鉴于这一情况，各国政府之间应当从有利于东北亚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大局出发，适度调整各自国内的贸易政策，并通过国家之间的协商和努力，尽力消减冲突和对立，妥善处理各类矛盾，探索有利于促进三方贸易繁荣的协作方式。

　　提供同等的国民待遇，提高企业海外投资的积极性。东北亚各国相互间的投资对实现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有重要意义。但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受地域文化差异及当地产业配套条件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大，各国政府不仅应关注海外投资项目对本国经济福利的影响，还要考虑对外国直接投资者积极性的激励。关于青岛海尔海外投资的战略成本与战略收益的分析表明，该类企业海外投资的溢出效应十分显著，但企业为此所承受的压力很大。他们迫切需要资本接受国提供同等的国民待遇和富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有关学者的研究同时证明，对国际品牌的视觉效应和购买意图与消费者的民族优越感有关。那些本地化的地方民族品牌通常会受当地文化的影响而对消费者购买意图产生较大的诱导效应。外国企业在享受投资输入国国民待遇的时候，应当同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遵守相应的经济与社会规则，只有如此三管齐下，才能真正得到当地社会的认同，并进而引致投资国的消费意图和消费效应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化。文化的交流和兼容是实现东北亚合作的迫切需求。一项按照统一标准分别对中国和韩国同类型企业的合作调查发现，中、韩企业中雇工之间的道德伦理观念不仅在同一企业内的管理者之间、生产性员工与技术性员工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而且在不同企业的管理层级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环境、文化背景、消费水平以及员工接受教育的程度都会对企业道德伦理产生重要影响。而由多元文化价值观念衍生出的不同伦理准则，势必对企业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在一个开放性的发展格局中，上述方面的差异会大大弱化，而且通过加强制度管理会部分抵消伦理差异对企业的影响，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依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应当允许多元文化，甚至多元伦理观念的存在。为了防止文化多元和伦理差异所带来的冲突，国际化企业应当建立一种可以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接受的职业准则，而不是强行地认定哪一种文化或观念更先进并进行强制替代。

　　促进各国的技术创新是推进东北亚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通过技术变革和管理创新实现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历来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经验。但有关学者的一项研究表明，一定时期的创新并非一定产生推进经济增长的明显效果。为说明这一命题，该学者发布了4个研究结果：一是“二战”后日本技术创新投入与经济发展并非高度正相关；二是“二战”后日本的高新技术创新与生产率发展的趋势不匹配；三是“二战”后日本技术创新扩散效应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四是“二战”后日本没有能够有效利用创新资源。与这一判断不同的观点认为，日本的技术创新有自己特殊的路径，这一路径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20世纪80年代后，当日本企业竞争力受制于模仿型创新战略的情况显现后，日本已经将技术立国转变为创新立国。因此，我们不能否认日本特殊创新路径在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合理性。关于这一问题的争鸣，同时还引出了微观层面上关于韩国三星、日本松下和中国海尔等著名企业不同发展模式的讨论。政治互信机制的建立，是推动东北亚经济合作和政治稳定的一项战略任务。东北亚区域是亚洲经济最为发达、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各国之间具有经济合作的广阔发展潜力，并有望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最为活跃的增长点。但同时，东北亚区域也是世界政治经济矛盾最集中的地带，各种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冲突，构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它不仅严重影响了该区域内各国共同利益的形成，限制了各国经济合作的紧密度，增加了建立有效合作途径的难度，而且直接导致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与世界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特征。另外，东北亚区域由于历史积怨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合作机制的探讨起步较晚，建立稳定有序的合作模式尚需假以时日。鉴于此，学者们认为，今后一段时期，不断加强东北亚经济圈双边和多边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沟通与谈判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沟通与谈判，逐渐解除阻碍各国经济合作的各种障碍，建立相互的政治互信机制，保持各国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是当前促进东北亚经济合作和政治稳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东亚安全急待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日美军事同盟自称是“亚太地区保持和平繁荣环境的基石”，但其所作所为以及对东亚安全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难以让人们对它抱有更多的期望。“经历长期冷战的磨难，透过和与战、兴与衰、福与祸等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人们发现：那种不是结盟就是对抗，不断扩充军备，强化军事联盟，靠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求和平，将本国的安全建立在别国的不安全之上的冷战思维，才是危害世界和平，导致国际争端连绵不断的‘毒瘤’。抛弃冷战思维，用更加理性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对话与合作构筑合时代要求的新安全观，才能为人类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繁荣。”新日美军事同盟是美日双方受到冷战思维的驱使并掺杂了互相利用、相互借重的功利心的产物。再怎么“定义”、“调整”、“发展”，都淡化不了联合军事力量对付第三方的浓厚的军事色彩。即使没有现实的对手，也要自欺欺人地捏造个假想敌或潜在对手来安慰自己和盟友，以便保持联盟的稳定，继续执行其真实的目的——主导地区事务，建立霸权体系。美国和日本以所谓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加强了同盟的作用，扩大了两国军事合作的范围，但是它们的共同利益追求仅是囿于狭小的集团范围，与整个东亚区域内各国要求的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发展与合作的共同利益并不重合，美日两国也没有那份“雄心壮志”去周济天下，进而为各国乃至全人类的福祉而奋不顾身。它们只想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至于伊拉克百姓在炮火中战栗，朝鲜大众在严寒中忍饥挨饿，中国人民隔着海峡望眼欲穿，它们不关心也不想过问，而伊拉克人不闹事，朝鲜不搞核武，中国得不到统一才是它们孜孜以求的利益所在。由此可见，东亚安全的保障指望日美军事同盟是靠不住的，“同盟会有加剧紧张局势与敌对情绪的作用”，所以，建立一套切实可行且得到东亚大多数国家认同的安全机制是大势所趋。

　　安全机制（security mechanism）是指行为体（国家）在双边或多边军事关系上或者在某一个全球共同关注的特定安全问题领域上（例如军备控制）达成的相互遵守的协定与规则。安全机制通常是针对某一国际问题或地区问题设立的，目的是解决特定的安全议题（如核扩散、导弹及其技术管制等）。军事同盟也是一种安全合作机制，但它受传统安全观制约，长期踯躅于对军事安全的过分关注，仅限于在军事安全领域展开双边或多边合作。它无力面对当今国际社会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局面，也不能满足人们解决“综合安全”问题的现实要求。更为严重的是，它以树敌为同盟存在的必要条件，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与集团外国家的紧张关系，阻碍了彼此间友好合作意愿的形成，不利于建立交往中的信任基础。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和发展与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格格不入，它不能成为东亚国家安全合作效仿的对象，东亚安全机制也不能建立在军事同盟的基础上，否则今天有针对中国、朝鲜等国的日美同盟，明天再有个与之对抗的中俄朝军事同盟，那么东亚岂不是要重回到冷战时代的剑拔弩张，果真如此的话，和平与发展对东亚各国和人民而言真的要变成一种虚无缥缈的奢望了。东亚安全机制得以建立的首要基础是相互的信任和彼此间友好合作的共同意愿，同时还要结合东亚目前的安全现状，做出适当安排。东亚安全面临不少隐患和挑战。首先，热点问题，诸如国家间领土、领海及海岛的争端、台湾问题、朝鲜核问题等时起时伏，未见彻底解决的迹象；其次，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活动时有发生、走私、贩毒、海盗、洗钱等各种形式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有增无减，影响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第三，日本因在历史认识上采取的错误态度，和在处理与邻国的领海、海岛争端过程中表现出极端民族利己主义，招致了邻国的不满，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严重对立；第四，东亚地区是发展鸿沟较突出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区包括发达、较发达、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差距很大，以人均GDP水平为例，日本、新加坡为3万美元，而缅甸、柬埔寨仅有260美元，两者相差100多倍。贫富差距往往是滋生矛盾的温床；第五，东亚地区民族、种族、宗教、文明构成非常复杂，容易引发国家间的利益冲突；第六，美国凭借日美同盟和美韩同盟频频插手东亚事务，使得热点问题的解决更趋复杂，还加重了某些国家对安全的担忧。针对这些问题，多边安全合作机制（the mechanism for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呼之欲出。所谓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具备了这样几个要素：一是多边参与；二是互利互信的合作；三是寻求解决“综合安全”问题的途径；四是灵活、正式、有约束力的机制。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它们是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是东亚实现真正安全与稳定的有力保障。

　　“多边参与”的“多边”意即“多方、多层次、多渠道、宽领域”。进行合作的行为体可以是受某问题直接困扰的当事方，也可以让对该问题的解决能起到建设性作用的其他各方加入进来共同协商；可以是高级官员间的会晤，也可以是低层次官员间的商谈；可以是官方间的合作，也可以是民间的合作，还可以是官方和民间的合作；参加问题讨论的人士可以出自宦海，也可以来自学界、商界等多个领域。多边参与旨在集思广益，利用众人智慧，谋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它是由东亚政治、文化、经济、安全现状所决定的。东亚存在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且同一社会制度的国家内部的政权组织形式、政府运作方式也不尽相同；东亚有着多元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在这里并存；经济上存在着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以及计划与市场兼有的经济类型的差别，而且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亦有不同；在安全领域，各国的状况也千差万别，有些国家靠盟约保障安全，有些国家通过与邻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安全，有些国家穷兵黩武以防外敌侵略，而且各个国家对本国安全程度（即受外部武力威胁的可能性大小）的认识也不一样。所以，多边参与有助于各方陈述自己的关切之处，然后在多边协商的框架下，寻求一国具体利益与东亚总体利益的汇合。

　　另外，有了多边的合作机制，可以让问题的当事各方倾听到其他声音，进而审慎地考虑问题，做出理智判断，不至于一叶障目，狭隘偏执地盲目行动。当然，这里提到的“多边”，主要针对单边主义行为提出的，并不是对双边合作的一概否决。以针对第三方为合作基础的军事同盟，则不论其为双边还是多边性质，都要反对。另外一方面，有些矛盾纯属两国之间的事务，需要两国之间坦诚交流，协商解决，如果其他国家不是本着中立原则，而是硬要利用多边场合，拉一方压一方的话，则起不到建设性作用，那么与其这样，不如拒绝多边会谈，通过双边合作寻求问题的转机更为可行。

　　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以相互信任为基础。以上在分析军事同盟引发的矛盾、冲突和带来的负面影响时，就提到了军事同盟对信任的亵渎。它破坏的不是同盟内部的信任，而是招致了同盟外部更多行为体与同盟国之间的信任缺失，进而造成整个区域内凝聚力下降，安全形势严峻。东亚大国本应在区域安全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对维护区域安全和稳定担负责无旁贷的重任。而现实情况恰恰与此相反，东亚大国中国和日本因历史问题、领海、海岛的归属纠缠不清，相互之间没有好感，充满猜忌，此种情形的出现日本要负主要责任。美国介入东亚事务，拼凑同盟，使日本得到靠山，眷恋于美国宽大的“臂膀”，不思改善与邻国关系，增强互信；而中国受到美日的联合遏制和温和内向型的外交政策使然，在主导地区安全合作上难以有较大作为，大国作用明显滞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东南亚小国率先发起并唱主角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却捷足先登，以其开放式的平等协商为特征，鼓励亚太各国就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进行对话和合作。可见，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进展缓慢与东亚大国间缺乏信任有一定关联。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经贸往来异常频繁，国家逐渐被限制在一个由相互依存和规制编织成的网络中，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强。人们在津津乐道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享受丰富多彩的生活时，也遭受到了层出不穷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安全观念随之发生改变，军事、政治方面的安全已经不能代替安全概念的全部内涵，人们的目光开始更多地投向了种类繁多的新的安全领域，如经济安全、生态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等。这些原先属于低级政治范畴的事物现在和传统的军事、政治安全一起构成了“综合安全”，而且它们的地位相对于传统安全在不断上升。这些安全的防范已超过一国的能力，并且它们超出了一国或多国的范围，成为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难题。为此，需要不同层次和领域的行为主体树立普遍的共同安全意识，开展有效的多边安全合作，协力寻求解决“综合安全”总是的途径。

　　灵活、正式、有约束力的合作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灵活”的第一层意思是指，人们必须顺应这个快速运转时代的要求，不能僵化呆板地对环境变化被动反应，要用灵活的手段和方法对外界变化积极迅速地做出领会并快速行动。新的安全问题的出现不会等到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了，才把它危害的一面显现出来，常常是发现问题时，它已经把危害波及很广，给人们留下了繁重的应急救灾任务。“灵活”的另一层意思是指，不能局限于用对付传统安全的手段来消除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要不断发现新方法、新手段以增强抗击新威胁的能力。传统的军事同盟用联合之力共同对付敌手或许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用强化同盟的方式对付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就文不对题了。“正式”是指，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不同于一些临时性的、随意的会议或机构组织形式，它应当有明确的合作原则，定期协商制度和监督执行制度，并且各国政府是积极参与者。“具备约束力”是多边合作成效能否显著的一个重要条件。许多松散的合作模式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是这类模式的通病，效率低下终会使人们失去合作的热情，也会因此把合作看低。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要想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必须有个高效运转的机制，这就需要各国政府的积极响应，重视多边合作，并赋予它一定程度的权威性，保持有效的“约束力”。

　　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很可能相当漫长，这是由东亚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各国之间的信任度决定的，而且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对安全机制的建立所产生的反作用，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负面原因。不过，我们也不用过于悲观，把前景看得黯淡，毕竟对和平有着天然热爱又对国际事务负有强烈责任感的中国在逐渐崛起，它会利用自身不断壮大实力，力促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发展。除此而外，我们还应当看到东亚合作的尝试性努力早就在进行之中，东盟地区论坛（ARF）、“10+3”（ASEAN+3）、“10+1”（ASEAN+1）、上海合作组织（SCO）、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朝核六方会谈（Six-Party Talks on North Korean Nuclear Weapons Issue）、亚洲合作对话（ACD）等创造的多边场合已经为以后建立切实有效的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积累了经验，开拓了思路。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以及“综合安全”观的深入人心，东亚各国会更加重视和珍惜彼此的友好合作。利益的交织，风险的共担必然增进相互的信任，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最终会在彼此的信任和强烈的合作意愿的推动下迎来辉煌的建立。

　　东北亚合作对话会（NEACD）。东北亚合作对话会（NEACD）的官方色彩较浓，是1993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倡议和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由东北亚四大国与朝、韩共六方官员和学者召开的对话会。六国各派出两名学者、三名官员参加会议。朝鲜作为创始成员，参加了1993年7月的筹备会，但此后一直缺席会议，直到2001年10月才参加了在火奴鲁鲁召开的第11次会议。尽管如此，朝鲜一直希望将会议的全部材料发给它，以表明其关注的态度。该机制为中、美、日、俄等东北亚国家提供了在多边框架下交流的机会，并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把这种对话坚持下去，直至过渡为政府间的多边对话机制。该机制主要讨论安全问题，但也认识到“经济、环境等合作对解决安全问题很有帮助”18，因而也关注东北亚的能源合作等问题。其最有成效的工作是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包括海事、核不扩散、陆基导弹、危机预防、透明化等问题，每年的讨论会择其中几项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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