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我军的军事战略仍然是积极防御，但情况和内容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军在战略上实行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已不仅仅是着眼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而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任务和对外政策决定的；军事战略所要解决的已不是夺取政权问题，而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军事战略判断也不再局限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而是把重点放在国际战略格局和当代军事斗争的发展趋势上。1956年，中央军委制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建设时期的第一个战略方针，即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60年代至70年代，主要是由于我国安全环境的急剧恶化，加之对战争爆发的危险性估计得过于严重，我国因而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方针，立足于应付最困难的情况，准备与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80年代初，针对未来全面反侵略战争的特点，中央军委确立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提出坚持后发制人、坚持人民战争、坚持持久作战、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立足于最复杂最困难情况下作战的战略指导原则。虽然最终没有发生世界大战和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但是解放军打赢了几场边境自卫作战，积累了在现代局部战争中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丰富经验。80年代中期以来，依据邓主席提出的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的战略判断，我军从立足于随时准备对付敌人大规模入侵转变为着重对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并提出了适应当时形势要求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进入90年代，在深刻认识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军事领域中的深刻变革的基础上，中央军委重新制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确定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从而实现了军事战略新的转变。

　　我国目前的国家战略需要我军作战思维及时转入局部进攻战略阶段，人民战争已经不适合我军的需要。我国军事战略必须向攻防兼备型转变。我军提出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已有十多年。但是具体的理论尚未获得实战的验证。相反，美军的作战理论出新不断，并接受了战争的检验。如果说美军没有与真正的强手作战，那么自从抗美援朝结束后，我军又与哪个强国进行过战争呢？印度还是越南？珍宝岛战役背后打的是政治战，并不能够作为范例。解放军的军事理论和美国的军事理论比较还是有较大的差距。中国的全球战略支撑能力很弱，我军要想被列为一支达到全球水准的一流军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挖掘、打造军队的思想灵魂一直在困扰着中国军队。

　　我军虽然在不断加快现代化进程，但一些成熟的作战理论、改革理念还没有浮出水面。凡事都不能走极端，要多看外军的长处。撒胡椒面式的军费使用方式绝不可取。一个武装集团还得养活那么多的文艺、医疗、勤杂人员，这既是中国军队的特色，也是中国军队的局限。为此，必须要进行改革。中国人的国防意识，国防观念，不能总是等待外来的刺激才有所觉醒。

　　新时期军队职能的拓展，对当今的军事斗争准备提出了很多新问题。比如，怎样将不同战略方向的军事斗争准备有机地结合起来？怎样使军队既能有效地应付各种战争威胁，又能顺利地完成抢险救灾、平暴戒严和维稳反恐等任务？军队进行战争行动的指挥与进行非战争行动的指挥有何区别？所有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从战略理论研究上及时给予回答。

　　从某种意义上说，冷落、忽视了各种具体的战略问题，也就远离了我军建设的实质。研究国际战略格局、世界安全环境、全球军事热点、我国周边军事形势等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不能由此而忽视了对各种具体战略问题的研究。探讨世界性、全球性的一系列“大”问题不是没有必要，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为了做好各个具体军事领域的工作。重视研究具体的战略问题，不是要使战略理论低层次化，而恰恰是丰富和完善战略理论的必由之路。理论的指导作用与理论的可操作性密切相关。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实践活动强烈呼唤可操作性强的战略理论。战时，所有的军事战略问题，都在具体的作战中最终转化为战役、战术问题。平时，军事斗争准备中的所有战略问题，都在军队建设和改革中具体转化为不同军事领域的局部问题。如果不善于从战略理论研究上解决这些战役、战术问题和各个不同军事领域的各种局部问题，就不可能从整体上真正解决战争、作战和军队建设中的各种战略问题。显然，增强战略理论的可操作性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努力，但注重研究具体战略问题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随着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新军事革命带来的战略思维变革已在全球展开。美国以“鲸吞之势”主导着这场新军事革命，其军事战略的包容性犹如蓝鲸之口，吞噬着各类军事学说，这使得人们思考：中国的军事无论是军事理论、技术装备还是作战能力与美国到底有多大的距离？我军的新军事理论如何在美、英的夹缝中生存发展？我军智库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去探讨新的战略思想。由此，让我想到马汉于1890年写的《海权论》，当时是为美国发展海权而提出的理论，结果反而最先被欧洲国家应用。未来主导21世纪全球战略格局的幕后推手正是那些将军事战略超前纳入国家利益框架内考虑的大国。我军指挥员必须打破由传统的经验思维，在军事谋略运用中，经验固然重要，但经验思维存在着认识上的简单性和滞后性。为什么我军现在很多指挥员作战思维禁锢，根源就在于难以摆脱对传统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路径依赖。提高谋略水平、打赢未来战争，必须着力实现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转变。为此，我军必须要思想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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