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电视上还能看出他当年的情况。”沈乐亭说，上中学时虽然李肇星不爱言语，“唱歌好像是在念歌词”，但每当争论问题时，却总是寸步不让。

　　而在李肇星高三时的数学老师蒋树勋眼中，他的这个得意门生外语口才要比中文口才更好。“读书时我们觉得他说话不是很流畅的，你没发现他说话好像舌头挺大的？他外语口才比中文口才更好。”蒋树勋老师笑呵呵地告诉《时代人物周报》。

　　“文章写得比较好的人，在外交部工作的话就占先。”一位退休的前驻外大使说，在外交部工作要求的“笔头”好与通常说的还不一样。简单地说，就是要观点非常 》 》明确，分析透彻，证明论据要实实在在，文字要精练、简短，条理清楚。

　　李肇星的英语口语运用自如，这在外交部是出了名的。在外交部工作初期，他曾被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师从著名英语专家许国璋，那段学习经历使他的外语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那位大使说，当外事工作中遇到交锋的时候，口才好就显得更加重要，“意见不同了，观点不一样了，交锋起来，讲话就要求犀利得多了，速度要快一点。如果外文掌握得不好，人家讲了十句，你三句都讲不出来，气势上就给人家压住了。”

　　显然，无论是口才还是“笔头”，李肇星都“占了先”。

　　言语犀利的李肇星被国外媒体归为“鹰派”，他的同事、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显然对这个称呼不甚认同，他说，“我们的外交不能用鹰派或者鸽派来反映，我们在原则问题上要坚持我们的立场，坚持我们正确的主张，主持正义，同时坚决维护我们中国的利益，在国际事务中主张正义，这是我们外交的根本目的和宗旨所在。所以，我想，李肇星部长也是在实际工作中是这样做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执行我们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

　　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对李肇星工作风格的评价是：“该说硬话的时候毫不含糊。任部长后第一次约见美国大使时说话非常强硬，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平时在工作中跟大家关系非常好，跟他共事的同事也非常愉快。”

　　“水到渠成”任外长

　　如果从1970年被派驻非洲工作时算起，到2003年就任部长，李肇星整整走过了33年。这期间，他曾担任过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随员、驻莱索托大使馆一秘、外交部新闻司长、新闻发言人、部长助理、驻联合国代表、副部长、外交部党组书记和驻美大使。

　　李肇星在外交部的工作经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9年的非洲工作经历；二是11年的新闻司工作；三是总共13年的联合国全权代表、驻美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工作，后一阶段多与中美关系直接相关。在一位前中国外交官看来，李肇星的履历完整，锻炼全面，“他当部长是很自然的，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专访时也表示，作为一个外交官，任何一个部门的经历都非常重要，在非洲工作，环境和条件相对比较艰苦，但同时对外交官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和锻炼。“李部长在非洲工作了9年，这对他的个人成长、对他的历练，我想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他之后能够承担更广泛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中国在非洲一些国家的使馆通常工作人员很少，一般从办护照到处理侨务等大事小情都由有限的几个人做。李肇星到莱索托工作的时间是1983年，当年4月30日中国刚刚与莱索托建立外交关系，他到那里承担起了开馆的工作，任务相当艰苦。在《彩色的土地》一书后记中，李肇星说，非洲的那段经历“可能正是我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日月”。

　　而新闻司则是外交部公认的最培养人的地方，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等都是从新闻司走出来的。李肇星做了5年的新闻发言人，是历届发言中时间最长的。

　　“到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啊，是逼上梁山，逼着你进步，因为只能干好，不能干差。”上文提到的那位中国前外交官表示，新闻发言人位置上的历练，对李肇星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现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和秦刚也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李部长身上具备作为发言人来讲很突出的地方，一些他做发言人时的重要经验，对我现在做新闻发言人也是受用无穷。”刘建超说，新闻发言人必须能够全面、准确把握我们的方针政策，同时能够用公众听得懂的语言来介绍中国的主张。而在4月份刚刚出任发言人的秦刚则表示，担任新闻发言人要有很强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等等，“只有把政策理解透彻了，应付一些问题才能做到恰如其分。”

　　李肇星本人也曾表示过，“发言人不是即兴表演、追求自我表现的演员，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事实上，如同大学经历改变了李肇星的人生之路一样，在外交部三个不同时期工作的磨练，也为他后来当选外交部长做了很好的铺垫。不过，外交部新闻司虽然出过一些拔尖人物，但只有李肇星像钱其琛那样，从发言人最后升为外交部长。

　　李肇星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新闻司工作时，钱其琛是他的领导。《联合早报》的文章认为，李肇星常随同江泽民和钱其琛出访，这显然对他把握高层的决策意图，特别是钱其琛的外交策略与风格非常有利。

　　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后冷战时代，对美外交成为中国全球外交的重点和中心，中国首先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外长人选。而李肇星恰好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从1993年起相继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等职，不仅与部分美国政要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还经历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美撞机等一系列事件，既参与过中美之间的各项合作，又有应对危机的经验。

　　外交部“公众开放日”

　　2003年9月6日，外交部首次尝试对公众开放，35名来自“外交论坛”网站的网友成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部的首批参观者。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部长助理沈国放等在迎宾大厅门口列队迎接，外交部也由此成为中国各大部委中首个对公众开放的单位。当时，副部长戴秉国就曾表示，外交部向公众开放，“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

　　时隔一年后，2004年6月20日，外交部第二次对普通公众敞开大门，与第一次相比，受邀公众的来源更为广泛，除了“外交论坛”外，人民网、新华网等论坛的热心网友、大学生、宏志中学的师生代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10位工人农民代表共108人，都得以与中国外交亲密接触。外交部部长李肇星、部长助理沈国放等与公众共话外交。此后，外交部还曾为学生搞过参观专场。

　　在2005年4月15日的公众开放日活动中，新闻司司长孔泉介绍说，从大的方面来说，这是第五次，但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开放，应该是第三次。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16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

　　孔泉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表示，外交部公众开放日已经开始机制化，报名方式也正在逐渐灵活多样。与以往几次不同的是，本次开放首次采用公开在网上报名的方式，而且在参观之前，外交部专门向参观者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根据反馈回来的133份问卷对此次参观做了适当的安排，比如公众强烈要求“会见”外交部长，虽然李肇星公务繁忙，但他还是抽出时间与参观者见了面。而所谓机制化，就是这种公众开放日活动今后每年固定举办两次。

　　在第三次开放日活动上，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西亚北非司长翟隽分别就公众关心的中日关系、今年年初解救在伊拉克被挟持的8名中国人质过程做了详细的介绍，并回答了5位公众的提问。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初期使用的国玺、国书也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亚洲司司长崔天凯谈中日关系(节录)

　　中日关系一言难尽，简言之，两句话：非常重要，非常困难。日本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现在一共有1000多对友好城市，有226对是在日本，关系密切到不能再密切了，但是现在又非常非常困难……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