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几乎天天会见日本人，找我，让我们赔他们的玻璃窗什么的。昨天我与日本外务省一官员谈了七、八个小时，就要我赔。我就火了，我说有人砸了你几块玻璃就天天和我谈，你们当年侵略中国时杀了我们多少人，你怎么不谈？(掌声)

　　两个礼拜前我在东京，他们和我谈安理会改革。我说你先别和我说这些，你大老远的跑到非洲、拉丁美洲去拉票，你可能数数这个票也不少，但我告诉你，这没有用，你要在国际上发挥作用，首先要取得邻国人民的认同，你如果有这个精力，到邻国多做做工作……但是从我们来讲，现在面临着中日关系的困难，要解决，因为不解决，对我们国家利益也没有好处。

　　欢迎大家在网上多发表点评论，多给我们支持，也给我们出点点子，跟日本人打交道，还有什么高招。

　　西亚北非司司长翟隽谈解救人质(节录)

　　1月18日，从当晚开始，夜里12点、第二天5点、中午1点各一次，我和伊拉克两家主要电视台阿拉伯电视台和半岛电视台直接连线直播，每到正点新闻的时候，就在电话上接受采访，通过这种方式，向这些绑架我们同胞的人传递有关信息……我用阿拉伯文和他讲，讲的什么呢，讲这8个人是我们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没有为任何外国公司办过什么事，这8个人是到伊拉克去打工的，也对伊拉克人民没有任何敌意，希望善待，释放这8个人。讲好话吧就是，多说点好话，毕竟人在人家手里边呢……

　　第二个阶段，绑架者说了，48小时，不答应要求就杀人。虽然先前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对有没有效果，我们也没有把握，到了那天，人还没有消息，我们就比较紧张了，中央领导同志和我们外交部的压力都非常大，因为这种事情，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普通救人的工作、一项普通的外事任务，它已经是重大的政治任务……有关领导紧急召开会议，做出两个重要决定，第一个是派特别工作小组，马上到前方去，实地参与解救；第二是派人到福建平潭县去慰问这8名同胞的家属，体现我们外交部对他们的关心。会开完以后，我作为工作小组组长第二天就出发去巴格达了……我们走的时候，应该说，感觉上还是有点悲壮的。因为平常走的时候，也没人太关心，但是那时候，很多人都主动地自发地到楼下给我们送行，平常是不送的……

　　李肇星部长致辞(节录)

　　欢迎大家来到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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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绝对不能忽略的问题。首先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涉及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和13亿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我们坚决反对日本同台湾有任何的官方接触和往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不久前那个挺坏的人，台独分子总代表李登辉到日本进行了严肃的交涉和斗争……第二个问题，历史问题，日本有个大庙，叫做靖国神社，里边供着大约260万日本在历次战争中死去的官兵的亡灵牌位，这也罢了，关键是里边有 14个二战时的甲级战犯，其中有4位，在日本侵略我们东北三省的时候，担任过关东军参谋长，有3位担任过侵华日军的总司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现任官员去参拜，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现在，也知道大家也有一些想法、情绪甚至行动，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比如说如果你是学生，那么学习好，将来为祖国劳动，使我们祖国很快强大起来，特别要提的，要有创造性的劳动，现在世界上各国的竞争，看起来最主要的是创新能力的竞争……如果你是企业家，我认为就应该把企业办好，多给国家交税；如果你是运动员，多为祖国拿奖牌……

　　最后，联合国改革，这个事情大家也很关心。有的国家想提拔提拔自己，想当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个可以理解，谁不想提拔自己呢？……(日本入常)必须得到全体会员国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不管哪个方案，最少128票。票不到，免谈……我们一定努力地参加这个民主讨论，讨论的时候应该是讲道理、摆事实、讲法制，但是关键还得多交朋友。比如说能够交到65、66、67个，什么都解决了。如果交到128个，什么事都没有了……(讲话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铁血柔肠李肇星

　　本报记者 孙彦德

　　59岁的弥震是甘肃省庆阳市汽车运输公司的干部，为了参加4月15日的外交部公众外放日活动，他从庆阳坐车到咸阳，再从咸阳到西安，然后从西安乘火车来到北京。谈到对李肇

　　星的印象，老人一脸的笑容：“看到他对大家这么亲切，我感觉到，他是能代表我们中国。我原来没想到他会这么平易近人啊。”

　　熟悉李肇星的人，大抵都会认同他是个“性情中人”的评价。在外交部公众见面会现场，面对近乎追星似的拥挤，李肇星始终面带微笑，频频挥手致意，还专门与年长的参观者单独合影留念。这位从胶南田野里走出的外交官，身上洋溢着山东人的豪爽和侠骨柔肠。

　　富贵不忘本

　　20世纪60年代末，广东汕头的牛田洋农场曾发生过一场悲壮的事件：为保卫围海造田的劳动果实，很多解放军战士和参加劳动锻炼的大学生们被滔天的巨浪所吞没，当年不到30岁的李肇星是其中的幸存者之一。那段经历曾被李肇星在后来反复提起，他对当年同学和战友的情感洋溢在一次次的讲述和诗作中。

　　到外交部工作后，每逢春节或元旦，他都要给老师和学生时代的好友寄贺年卡或打电话拜年。而家乡的老师或同学来北京，只要没出差，他肯定要挤时间和他们聚一聚。2002年适逢母校胶南一中50周年校庆，当时已是外交部副部长兼部党组书记的李肇星，除发了贺电外，还专门为母校写了一首校歌《美丽的胶南一中》，并请作曲家谱了曲。

　　蒋树勋老师至今还记得，有一次，自己的“学生”在周末早晨回学校看望他，在轻轻敲门后见没有反应，就跑到操场上和小孩一起打球。“我当时吃完早饭出去送垃圾，问他怎么不进屋，他说刚才怕打扰老师休息，就在这里等着。”那时的李肇星已经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他特别尊敬老师。”蒋树勋说。

　　胶南一中前任校长王锡林则向《时代人物周报》讲了另一个小故事：在李肇星担任驻美大使回国探亲时，他的校友、时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的丁桂阁约他到青岛去聚一聚，丁桂阁当时在开会，就派秘书到机场去接。秘书眼看着机场出来的人都走完了，也没看到他“想象中的李肇星”，只看到一个穿得非常普通的人像在等人，但怎么看也和自己想象中的大使划不上等号，于是就冒昧地问：“你是李肇星吗？”对方回答，“我是啊。”

　　满怀报国志

　　刘建超用“感情非常丰富”来形容自己的现任领导，除了个人情感之外，李肇星对国家也充满了感情，“我觉得他以满腔的热忱和对祖国的这种热爱，来从事他所从事的工作。”

　　学者王逸舟说，李肇星属于好学习，很勤奋的人，他出身贫寒吃过苦，个性很鲜明，他在对美关系上有时看上去强硬的立场正是他爱国的体现。“作为一个学者，我非常喜欢也很敬佩他的个性。”

　　郑土生回忆，读大学时，一个星期天他和李肇星一起去爬长城，“当时我们意气风发，谈了很多想入非非的事情。”

　　“当时我们就谈到，咱们国家有灿烂的文明，长城就是明证，现在我们国家确实需要强大起来，我们要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当时是上世纪60年代，正值经济困难时期。40余年过去了，与李肇星爬长城时的畅想，郑土生教授至今记忆犹新。

　　在外交部工作人员的心目中，这位部长平易近人，非常随和，也非常的诚恳，是充满热情和坦诚的一个人。偶尔的闲暇，他就到外交部内的各个单位，和年轻人打打乒乓球。“我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外交部公众外交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时代人物周报》表示，“他特别可爱，特别和蔼可亲。”

　　家庭好男人

　　李肇星和夫人秦小梅是北大读书时的同班同学。秦小梅的父亲秦力真也是一名外交官，曾任中国驻挪威、赞比亚、瑞典、新西兰的大使，据说秦力真向来喜欢文笔好的人，因为他自己就曾做过刘少奇的秘书。

　　对于有人认为李肇星进入外交部是不是因为有靠山的缘故，郑土生坚决予以否认。郑土生说，一则李肇星的岳父当时在外交部职位并不算高，当的都是驻小国的大使，后来回国后当过礼宾司司长(一说是领事司司长)；二则读书时李肇星和秦小梅的关系其实并“不怎么明显”。

　　读书时郑土生是团支书，李肇星是班长兼团支委，秦小梅也是团支委，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开会。“工作完了就完了，我当时没感觉到什么。”但郑土生记得，“有几次，他们两个约我去散步，我们都是班级里的团干部，一边散步一边研究工作嘛。”

　　一起分到外交部后，李肇星在新闻司，秦小梅在国际司，两人经常一起出差。郑土生坚持认为，他们俩是到外交部后因为接触多了才开始恋爱的，“我后来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在出身于外交世家的秦小梅眼中，虽然李肇星不会干家务，但却是一个好丈夫。在与外交官丈夫走南闯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彼此鼓励，彼此帮助”。

　　在外交部，部长与夫人一起手拉着手散步的画面曾经被传为美谈。当时别人以为前面走着的两个人是一对年轻人，走近一看，居然是部长夫妻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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