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死不当汉奸：北洋军阀的最后辉煌

　　佚名　2006-03-14　中华军事

　　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侵入中国。他们也许从中国“以夷制夷”的策略上受到启发，对中国要“以华制华”。北洋的军阀头目，便成了他们争取的主要对象。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在这些表面有些粗鲁的中国军人面前，他们都碰了壁。

　　徐世昌的名字现在许多人已经很陌生了，但他确实当过几年中华民国的总统。七七事变后，汉奸王克敏曾以师生之谊前来拜会，企图拖徐世昌下水。徐闭门不见，并向人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曹汝霖也来充当说客，声称徐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徐以年老婉辞。曹告辞后，徐对门房说:“以后曹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

　　1938年日军师团长板垣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约徐世昌定期会面。徐托病未见。日方不死心，又派徐的两个门生来游说。一个姓金的学生劝老师不要失掉千载难逢的机会，徐以年老多病推辞，并怒斥:“你太浑。”金也反唇相讥地说:“老师才浑啦。”徐闻金出言不逊，不禁潸然泪下，伤心地说:“想不到我这个年纪，又碰到这一场。”言罢，拂袖上楼。

　　段祺瑞因为制造了三一八惨案被鲁迅好一顿声讨，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军方列入了“合作者”的花名册。日本人巴望着曾是中国头面人物的老段出面组织华北的伪政权。为了不让一位有影响的前国家领导人为敌寇所挟，蒋介石写亲笔信，恳请“芝泉老”南下。

　　当69岁的段祺瑞抵达南京浦口时，不光在京的少将以上的军人集体过江迎接，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到码头恭候。享受国宾级待遇的老段，当即对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书面讲话:“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后来他从南京移居上海，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曹锟在历史上名声更不好，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当俘虏，年迈的曹锟在刘夫人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碰壁后，派出已当上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前来叩门，曹锟夫妇让家人把他关在门外。接着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来访，曹锟一见，脸色陡变，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吓得高凌蔚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着慌忙溜走。

　　日本人打主意最早的莫过于东北王张作霖，最有戏剧性的也是这个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某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他也许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其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一代有血性的中国军人，就这样向国人和历史交上了最后的试卷，为自己书写了最后的光荣。人生有大是大非，卖国不卖国就是大是大非；每个人有做人的底线，不当汉奸就是一个底线。

　　附：北洋军阀吴佩孚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中的后起之秀，也是曹锟执掌直系大权时的实际首脑。他一生刚愎自用，政治野心极大，在其鼎盛之时，曾拥有数十万兵力，虎踞洛阳，幻想以武力统一中国，真有“天下舍我其谁”之概。至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吴佩孚由此一蹶不振。不久，他又被北伐军打得丢盔弃甲，走投无路，只好投靠四川军阀杨森，且长达四年之久，最后定居北平东城什锦花园胡同。就其前半生而言，这位北洋军阀直系头子，确实是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乏善可陈。但其晚节，不怕日伪的威逼利诱，拒不当汉奸，尚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北洋军阀吴佩孚（1874-1939年），在历史教科书中已被定性为反面人物，然而其人生历程却十分复杂，有时还带着一些传奇色彩。

　　他是山东蓬莱人，本是一介书生，22岁考上秀才，但次年即因得罪家乡的官吏、豪绅而被革除功名还被通缉，通过科举考试飞黄腾达的梦想破灭了。他逃到北京生活无着，靠占卦算命来糊口，1898年在天津投军，从此披上戎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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