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四个集团军中，一集团军的蒋介石，本人曾是日本士官生，人事基础是他的黄埔军校，所以“黄埔生”是其重要人事基础。第三集团军的阎锡山，也曾是日本士官生，故其人事基础也是比较重视军校生，这就使他能重用像周玳这样的专业技术干部，建立起当时各集团军中最大的炮兵部队（中原大战时晋军多达12个炮兵团）。第四集团军的“李黄白”，都是广西陆军小学毕业的，他们作为新桂系一起事，就是以“陆军小学的一帮子小连长”（当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弘、夏威等均出此类，故时人戏言以此）面目出现，所以也比较重视军校生。概而言之，一、三、四集团军都是以“学（军校生）”和“新（受新式军事教育）”为主。

　　惟独第二集团军（西北军）的人事基础，与他们都不大一样。我们先从其人事来源的构成谈起。西北军的人事来源，主要有以下五个：

　　第一个来源，是冯玉祥在滦州起义时的老战友。其中主要有张之江、鹿钟霖、郑金生、张树声等；而也参与了起事的石敬亭、张维玺、韩复矩等人，虽然也属于“老战友”系列，但因其军阶低，地位就要低一等。

　　第二个来源，属于“左路补备军”的二营系列。这就是刘汝明所说的“二营系”。其中，1912和1913年冯亲自到河北景县和河南郾城所招之兵，为其最重要的人事构成。冯系所谓“十三太保”中的相当一部分，如孙良诚、刘汝明、石友三、佟麟阁、过之纲、葛金章等，以及后来权高位重的河南籍将领吉鸿昌、梁冠英、张印湘等，都出自这个来源。

　　第三个来源，是十六旅时期开始自己培养的人。冯玉祥离开陆建章去四川时，得以独掌十六旅人事，于是办了一个模范连，以“五虎”中他的爱将李鸣钟为连长，刘郁芬、蒋鸿遇、宋子扬等军校生为教官，按照比较正规化的方式培养自己的骨干。这里培养出许多干部，都被冯玉祥认为完全是“自己一手培养出的人才”，所为西北军非常重要的人事来源。这种做法以后被延续到十一师的教导团、西北军的军官学校等，对西北军人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四个来源，是冯系人员回家去带出来的“子弟兵”。冯系行伍出身，很相信“打架亲兄弟，上阵子弟兵”这一传统套路，也可以防止“兵油子”混迹其中，所以他经常要求下属用这种方式招兵买马，从而使其军队中“子弟兵”特别多。如过家氏家族中的过之纲、过之庄、过之翰、过家芳等，石友三、石友信兄弟，刘汝明、刘汝珍兄弟，佟麟阁、佟泽光叔侄，吉鸿昌、吉星文叔侄，董振堂、董升堂兄弟……均属于此类。

　　第五个来源，可以叫做“其它”。这倒不是都不受重用，例如“五虎”中的刘郁芬，他既不是滦州起义老干部，也不是“二营系”时来的，但不妨碍其成为西北军重将。又如张自忠，他也不属于上述几类，地位也一直不低，1925年攻山西失败后曾一度投阎，但回来仍受重用。不过，这类人员中像刘、张这样受重用的，比起前述四类，就相对要少得多。

　　有此基础，西北军的干部来源也就分成了五种情况：

　　——一般而言，滦州起义的老战友比较特殊，多数属于其“一级干部”。“五虎”中有三人都出自这个类别。由于他们与冯的关系相对平等一些，客观上有一个“驾驭难”的问题，所以导致了冯的“十三太保”经常会越过“五虎上将”直接受冯控制后果。另外，有一些虽然不属于“虎”级的干部，但地位一直还是比较高的，例如石敬亭，就做过其参谋长。而张维玺在“十三太保”中，在十一师时期就比较早地被提拔为旅级干部。

　　——“二营系”属于最特殊的一批。由于那时队伍比较小，一般干部都由冯亲提拔，没有“驾驭难”问题，所以这批人成为西北军干部的最重要来源，可以说，后期十三太保不买五虎的帐，再下一级的吉鸿昌等不听韩复矩的话，都反映出这批人是一批亲冯但又最难麻烦的骄将悍勇，他们对西北军的瓦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要顺便说到“五虎将”中的宋哲元，就其资历而言，宋属于“二营系”，但正由于他是冯亲自提拔的“虎”级将领，而不像张之江、鹿钟霖、张树声等与冯有“战友”之身份，所以格外受重用。加之其稍年长，有时甚至高于资历类同者。宋在陕西剿匪时残酷屠杀近5000俘虏，当时与其同为方面军总指挥的张维玺并不同意，却不能违拗宋的旨意，说明宋地位比较特殊。但另一方面，在第一次蒋冯大战中，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孙良诚，却因看不起宋（都是“二营系”的），公开与其闹矛盾，导致了冯军的失败，又说明宋的资历与地位不尽相当。

　　——十六旅模范连培养的干部，与二营系干部比较类似，来源也接近，所以也基本上是最受器重者。例如“十三太保”中的石友三，他既无河北人身份去亲张（之江）鹿，又无河南人身份去亲李鸣钟，但是，因其有二营系和模范连两个出身，便受到了重用。吉鸿昌等也属于此类情况。

　　——至于“子弟兵”倒没有直接起什么作用，主要是起着拉帮结派这样的间接影响。

　　于是，相比之下，最不受重用的，便是“其它类”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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