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的用人之道　

　　首先要肯定的一点是：仅就军事而言，冯玉祥培养干部的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至少在当时是如此。这从有目共睹的西北军之能征惯战便可看出。姑且不谈北京政变的“十一师从天而降”，不谈南口阵地战的以少胜多，也不谈北伐时的第二集团军被称为“钢军”，如此等等，都是军事史上可圈可点之大手笔，即便看看这个集团解体后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就可以知道冯氏军训的有效性：有打出了“大刀威风”的长城抗战，有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之收复多伦，有“七七”事变奋力御敌，有台儿庄重创日寇精锐部队，甚至还有所谓“逃跑将军”韩复矩抗战初期的山东得力作战(当时韩之展书堂师已打得十分顺手，后因蒋介石抽调走了他的炮旅而开始想到要“保守实力”，所以简单地说韩“逃跑”不甚服人)，等等，都显示出西北军传统的良好军事素质。这与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军事人才是分不开的，所以，不能因为冯的用人之道有毛病，就否定其优点。

　　西北军干部的问题，主要出在“非军事素质”上，在这方面可以说冯氏军事集团是相当差的。不夸张地说，非军事素质过差确实是这支部队的致命伤。就以抗战而观之，尽管西北军出了抗日烈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但是，“五虎”中的刘郁芬，“十三太保”中的孙良诚、门致中、张维玺，以及一直受冯重用的郑大章、张岚峰等相当一批高级将领，仅在一个集团中，就“成就”了如此之多的历史罪人，而且许多都是骁勇善战者，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而这种“军事”与“非军事”素质不对称的状况，与冯玉祥的用人之道关系甚大。

　　从前面关于人事来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中国进入近代时期以后，西北军在人事上没有走多数军事集团(即一、三、四集团军)军队干部“正规化”培养的路子，例如像黄埔军校那样，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去培养军事干部。而这又与冯本人的用人之道有着很大关系。他在人事上，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靠与冯的感情和冯之个人威信，维持着一种外强中干的“凝聚力”。冯的后期参谋长刘骥对此就有过类似评价。其实，西北军对于干部的政治素质不是不重视，人们都熟悉冯经常对官兵进行的“真爱国、不扰民”的种种教育。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部队的信仰变化过大，一会儿是全部加入基督教，一会儿是“真爱国、不扰民”，一会儿又集体加入国民党……所以被看成“反复无常”。

　　二是在建立与其它集团的联盟上过于实用主义，导致干部思想变化大。如北京政变后，开始是“联张(张作霖)打吴(佩孚)”，后来又要“联吴打张”，对其盟友国民二、三军，也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使冯玉祥成为许多人感到缺乏信誉的人，其下属，当然也就学着采取类似态度为人处事了。所以，其内部凝聚力，最终是靠与冯私人关系维持的。应该说，西北军的绝大多数干部对冯本人是有感情的：韩复矩在叛冯之后，还曾想活捉阎锡山以报答冯；石友三在父亲责骂其叛冯后，感到羞愧，回归部队；张印湘因为对冯“旧情不忘”，而受猜忌于蒋介石最后被杀；等等。但是，这种靠对长官的感情而不是靠共同目标维持的凝聚力，就很靠不住了。

　　第二，任用干部虽然有“能战”标准，但冯个人好恶的因素很重，有时甚至很随意。冯提拔干部的标准，是以“能打”为“硬道理”的，所以干部中基本没有军事上的蠢才，像台儿庄大战坚守核心阵地的池峰城，只是冯下属的第三级将领，他率领的二十六路军老部队，与日军作战能打得如此出色，可见西北军将领可以说“个个是英豪”。但是，冯对干部，在“重用”与“不重用”之间选择中，往往有许多临时附加的标准，甚至加上冯个人好恶因素。例如，石敬亭是滦州起义时期就共事、长期忠于冯的干部，但为了安慰与石矛盾尖锐的韩复矩、石友三的情绪，冯便牺牲掉了石敬亭。再如，在冯去苏联时期，鹿钟霖、刘郁芬等一直觉得吉鸿昌靠不住，所以欲趁冯不在时把吉“拿掉”(一说他们还要密谋杀吉)，但冯却在骂了吉几句后，又继续重用之，结果在中原大战中，吉的背叛对瓦解西北军确实起了关键作用。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使忠诚者寒心，“携贰者”者骄横，“凝聚力”也就无从谈起了。

　　第三，对军校生不重用，甚至排斥。对此，吉鸿昌的参谋长傅二虞有句典型的话，他说，在西北军，“军校生连个‘兵毛’也挨不上”。平心而论，西北军对于“文化人”不是不重用。在西北军做过参谋人员的优秀军校生很多，诸如曹浩森、刘骥、熊斌、秦德纯等等，但多不受重用，基本上都没有出任过独当一面的方面将领。冯还延揽多许多优秀其文职人员，如薛笃弼、邓长耀、查良钊、沙明远等等，但对其在战略上所作用都不很大。而“第一个背叛冯”(刘汝明语)的邱斌，也是一个参谋长。容不得思想活跃的文化人，这对西北军将领的“非军事素质”影响很大。

　　第四，冯个人疑心很重。在“五虎”中，由于种种原因，宋哲元对冯始终是很忠诚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蒋曾给宋发过一个二十三路总指挥的委任状，而宋把他撕掉了。但对这样的人，冯却仍要怀疑，使宋很寒心。特别是在困境中冯疑心更重，中原大战后期，刘骥与张自忠组织了一支部队，他俩分任正副军长，实际由张负责，刘则出面转圜关系，这本是为西北军留下一支力量的好事，而冯认为刘是绕过他抓部队，刘知道后只好离去。这种不问是非地怀疑部下，使那些想好好干的也寒了心，整个队伍便要离心离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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