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冯喜欢“直管”，一竿子插到底管干部。冯系集团的绝大多数三、四级将领，都是由他亲手挑选出来的。而反过来，他太熟悉这些人，就喜欢越过直接长官单独接见其下一级的军官。这样一来，干部对冯虽然很尊敬，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大为增加，有的关系甚至很恶劣。石友三在河南叛冯时，手下许长林、过之庄、李殿林三个旅长都不愿意。其中的许长林，是一个教会收养的孤儿，被冯亲自从士兵培养到旅长，看到石叛冯，倍感伤心。于是，石就只好“用枪说话”来解决问题，以武力逼迫许等就范。韩复矩与闻承烈私交甚好，但在背叛冯的“甘棠东进”中，却因“拉拢部队”而要令人杀之，幸好执行者是闻之老部下而幸免。中原大战后期梁冠英投蒋断西北军后路时，只放过他的老长官“鹿(钟霖)先生”，为向蒋邀功而对多年袍泽无情无义。彭振山是吉鸿昌的老部下，在吉要拉部队投红军的关键时刻，却要加害于吉，甚至将吉之参谋燕鸿甲残忍地“剥皮处死”。高树勋曾为石友三之老部下，最后是他活埋了石。如此等等的无情无义之举，可见其下属之间矛盾之尖锐，“非军事素质”之差劲！

　　所以说，冯的用人之道，加剧了西北军干部的非军事素质的恶化。特别要注意的是，冯的军官多为“质朴农民”，文化素质低，毫无思想修养根底，所以上述做法使其无所适从，思想混乱。一遇关时刻，便要出大乱子。

　　按照西北军的人事制度，和冯玉祥的用人之道，我们就不难理解“蒋鸿遇悲剧”应是顺理成章的了：

　　——其一，从来源上讲，蒋属于冯系干部中的“其它”类，疏离于冯。《刘汝明回忆录》中有一句话说，张之江的“资望与鹿(钟霖)、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蒋(鸿遇)在伯仲之间”，此中透出两个信息：一是蒋最初的实际地位，应该与“五虎”不相上下；二是蒋与排在“五虎”最后的刘郁芬，属于一个“档次”，而刘就属于既非“滦州老战友”(鹿、李、张)，又非“老二营人”(宋)的“其它类”，所以冯与蒋之间无冯很重视的“特殊感情”，冯对蒋更无“感恩之遇”可言。此为对蒋之一不利。

　　——其二，蒋与“五虎”中重要人物的关系也很尴尬，这使其在冯氏集团内部派系处于不利地位。剿灭“白狼”后在西安整训时，蒋即任旅部上校参谋。后去四川打护国军时，鹿钟霖、张之江以与冯的“滦州起义老战友”关系，脱离打了败仗的伍祥祯第四混成旅投奔冯部，时鹿被冯任为少校参谋，张仅为上尉参谋，而蒋已是参谋长职务，其余“三虎”地位当时也低于蒋。而其后，“五虎”皆一个个捷足先登，使蒋处于他自己与别人“两尴尬”的地位。此为对蒋之二不利。

　　——其三，蒋与刘郁芬关系比较特殊，极易使多疑的冯产生怀疑。冯派刘郁芬、蒋鸿遇取甘肃代理甘督，看似重视，其实未必，因为很快其余张、鹿、李、宋“四虎”都升级到军长或以上。所以刘汝明说蒋是“被排挤到甘肃”去的。蒋到甘肃与刘一起开辟西北根据地，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积累了一些资金，结果被冯怀疑刘以权谋私，要查他(这其中刘可能有“不轨”，但与旧时军人计较这种事，个个都会不干净，冯此举乃因小失大)。特别是后来刘又自行编了一个“暂编十二师”，以蒋任师长，这又会是使冯很不高兴的事。这些，都可能使冯对刘、蒋有“别具怀抱”的疑心。此为对蒋之三不利。

　　——其四，功高震主。蒋在冯部不长时间任职中，可以说是屡建奇功：在四川陈宦(yi)反袁中与护国军交涉，作为模范连教官培养人才，河南扩军巧施“瞒天过海、偷梁换柱计”，北京政变先期入城设计，辅佐刘郁芬在甘肃为西北军建立根据地……他本来就有冯的“战友级干部”这种身份，功劳如此，难免令主人感到不安。此为对蒋之四不利。

　　——其五，蒋在冯部中威信较高。刘汝明就十分敬重地说：“蒋鸿遇人极精明能干，也能识大体，对冯先生帮助很大，可惜死得太早了。”这里说的“识大体”，其实是说蒋能“屈居人下”，在封建气氛浓厚的集团中，这种人不仅不被看成是襟怀大度，反而会更引起领袖“韬光养晦”、“阳下之而阴上之”的疑虑。孙连仲违令不杀蒋，也说明了蒋威信，这对于靠个人威信维持集团的冯，显然也是不利的。此为蒋之五不利。

　　——其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蒋属于冯系集团的高级干部中最高学历的军校生之一(另一个是刘郁芬)。他对作战、训练、素质等，都有自己的军校生的一套。而这，对于冯那种靠感情因素和个人好恶，随意性的提拔任用干部，越级直接插手下级管理等等的办法，都是一种挑战。此为对蒋之六不利。

　　有了上述“六不利”，就决定了蒋在冯系集团中地位走向悲剧化的必然结果。本来，在从河南开赴北京时，蒋就任过旅长，但到北京后，冯又把旅长职务全给了“五虎”。以至于在北京政变前，蒋只任了个“兵站总监”。成立国民军第一军时，蒋亦不为早期六师长之一(其中一个甚至给了冯的老友、对冯集团无大贡献的郑金声)。最后，蒋鸿遇还是“被排挤到甘肃”去了。当西北军处于最困难、最混乱时(韩石第一次叛冯就发生在此时)，这位对冯的团体有很大贡献的最老的参谋长，甚至还因为一个“看法”，几乎引来了杀身之祸。真不可谓不悲也！

　　因此笔者估计，所谓张之江在南口撤退时下令杀蒋一事，很可能是受冯之密令。除了因为张不是一个容易做这种事的人外，而冯则是一个“很容易感情冲动的人”(刘骥语)，经常作出一些极端的甚至很残忍的行为，像督陕时杀郭坚，督豫时杀宝德全，北京政变中杀徐树铮，中原大战前要加害张钫，活埋萧楚材，及至抗战初期要捕捉杀破坏其督促二十九军抗战的萧振瀛，等等，都有点不顾后果。在部队遇到最困难情况时，下令除掉一个自己不喜欢、又怀疑其可能威胁到自己的蒋鸿遇，也是完全可能的。

　　总而言之，作为从古代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中国“最优秀的参谋长”之一的蒋鸿遇，他的悲剧，应该算是在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型军人”遭遇的一个典型。从中，可以折射出由北洋军起家的旧式军队人事制度的种种弊端。所以很有分析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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