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当时不知道，中共中央在1947年12月的杨家沟会议上已经作出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决定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以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1948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要他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电报强调指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至于渡江的时机、地点和方法，提出三个方案，认为各有利弊，要粟裕“熟筹见复”。

　　粟裕认为，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扭转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问题是，从战争全局和中原实际来看，究竟是分兵渡江南进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他认为，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其他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敌我态势来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是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企图，特别是调动不了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主力军，同时又会分散和减弱我军在中原战场的兵力。权衡利弊得失，粟裕认为，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更有利于迅速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进而夺取全国胜利。

　　1948年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提出，在打完第一个歼灭战以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伯承）、邓（小平）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

　　粟裕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8年4月底到5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他的建议，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

　　1948年6月16日至7月6日，粟裕组织指挥的豫东战役，不仅创造了一个战役歼敌9万余人的空前战绩，更重要的是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并推动全国战局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发展。实践证明，在中原黄淮地区确有大量歼敌的必要和条件，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决策是正确的。因此，豫东战役以后第7天，194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再次调整原定战略部署，指示：“粟兵团应在现地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东、东北作战。”

　　豫东战役以后，粟裕对解放战争规律的探索又前进一步，形成了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他认为，解放军的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最为有利”。他认为，豫东战役的胜利，实现了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的转折，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推动战局向战略决战方向发展，无论是正在酝酿的济南方向作战，还是未来的徐州方向作战，都要同南线战略决战联系起来考虑。因此，当中共中央提出拟令华野许世友、谭震林兵团迅速攻克济南，以保证豫东参战部队休整，然后配合华野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的时候，粟裕建议华野全军首先休整一个月，然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他认为，“只要济南能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推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有极大可能。”1948年8月23日，又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为下一步在徐州地区作战及渡江南进创造条件。

　　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过程中，集结在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三个兵团17万余人，在华野阻援打援部队阵地前面徘徊，不敢北上与华野交战。粟裕认为，这说明敌人是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我军打大规模的仗，也说明我军对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有利条件正在逐渐成熟。因此，当济南城内巷战仍在激烈进行，但已胜券在握的时候，就于9月24日7时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粟裕军事文集》第393页———394页）。中共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于9月25日19时复电，同意粟裕的建议：“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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