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的消亡 

　　陈远　中国学术论坛　2003-08-04

　　研究近现代学术史，有一些名字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绕过的，比如说梁启超，比如说陈寅恪，比如说俞平伯，又比如说钱钟书。研究学术史，还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便是家学。上述的各位大师，在近现代学术史上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由他们向上或向下追溯，都可拉出一串在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名单。家学产生及其消亡，皆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个中关系，很难用简单的谁以谁显来概括。

　　家学的产生，与儒家学说在中国二千年的正统地位关系莫大。注重伦理的儒家学说在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学术变迁史中加重了文化的家族主义的色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文化世家层出不穷，三班、三曹、三苏以及万泰、万斯同、万经，王安国、王念孙、王引之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及至现代，学术家族更是屡见不鲜，在高增德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中，就收有众多的父子学者（如严复和严群）、兄弟学者（如陈衡恪和陈寅恪）、叔侄学者（顾延龙和顾颉刚）以及夫妻学者（钱钟书和杨绛）和翁婿学者（余嘉锡和周祖谟）。多重关系相互交叉，使得学术史的研究极具趣味。

　　家学何以在当代社会的演变中消亡，这个问题曾由高增德先生在《家学：现代学者的成名渊源》一文中提出来过。但是高先生虽然提出，并且认为对于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探讨，“很可能是有益于当代及今后的文化学术发展的事情”，却没有在文章中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笔者不揣浅陋，试以新会梁家为例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阐释。

　　在梁启超之前，新会梁家仅仅是在乡村中比较常见的耕读之家。梁启超在其《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这样描述他的故乡茶坑村的私塾状况：“教师总是在本乡念过书的人。学费无定额，多者每年30块钱，少者几升米。当教师者在祠堂得领双份胙，因领双胙及借用祠堂故，其所负义务，则本族儿童虽有无力纳学钱米者，亦不得拒其附学”。这种以家族为中心的崇尚读书的风气与新会梁氏的兴起息息相关，没有这样的环境，也就不会产生之后在现代文化史上占重要位置的梁氏家族。

　　对梁启超的人生选择产生直接影响的，则是梁的祖父和父亲。梁启超说自己“之为童子时，未有学校也。初认字，则我母教我，直至十岁，皆受学于我祖父”。梁的祖父梁维清“勤俭朴实，其行己也密，忠厚仁慈，其待人也周，其治家也严，而训子也谨，其课诸孙也祥而明”，在当地是颇受人尊重的乡绅。承其祖父的余荫，梁的父亲梁宝瑛在故里也颇有声誉，其“平生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介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他教育子女非常严格，对梁启超尤寄厚望，启超言行稍有不当就会遭到父亲的训斥。家庭的耳濡目染，无疑对梁启超日后的思想发展以及其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在这种家庭教育下，不仅产生了梁启超，还培养出了词学名家梁启勋与哲学史家梁启雄。避开他们的学术成就而单谈他们之间的学术关联，由此钩沉家学这种现象逐渐消亡的原因，本身就显得颇具意味。

　　梁启勋是梁启超的二弟，于诸兄弟中与乃兄年龄相距最近。少年时与梁启超同就学于万木草堂，其间兄弟之间如切如磋自是应有之义。梁启超早年流亡日本，其时梁启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兄弟之间常常鸿雁往来，探讨学问之道。及至1912年10月梁启超回国，梁启勋则成为乃兄负责家庭事务的左右手。任公的诗词以及这方面的研究作品虽少，但却一直兴趣未失。这种兴趣对与其朝夕共处而又专事词学的二弟无疑会产生影响。“从根本上说，梁氏兄弟的学术都是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只是重心不一。任公的重心在于史学与诸子学，而梁启勋在于文学”。

　　与梁启勋相比，和梁启超同父异母的七弟梁启雄与长兄的年龄差距要大的多。梁启雄生于1900年，比梁启超小27岁，从年龄上几乎可以说是两代人。上个世纪20年代初，任公在南开授课，梁启雄在南开就学，自然就成了乃兄的“入室弟子”。1925年，梁启超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导师，梁启雄则在其兄的帮助下成为清华的助教。任公当时正处于诸子学研究的高潮，启雄则在乃兄的影响下开始了诸子的研究。及至30年代初，梁启雄已经成为在诸子学、史学领域颇有造诣并有所成就的学者了。1960年梁启雄的《韩子浅解》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在“附语”中表示这贡献与“党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然而，若真的要考镜流源，倒毋宁说是受了乃兄的影响更为确切。

　　研究近代学术史，师承和家学是两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梁启超的子女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与梁启超对诸兄弟的影响不同，梁思成一代的成长和其学术成就的取得都可以说是得益于任公的“设计”。任公晚年反思自己的学术历程，深感自己的学问“病爱博”，“尤病在无恒”。是以他在诸子女求学时颇为注重学习的专精和恒心。事实上也确实如他所愿，其子女九人，在学术上多有成就，困惑的大匠受世人瞩目自不待言，其他的子女也都多有建树，如图书馆专家梁思庄以及火箭专家梁思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