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1元钱是那样得值钱。记得母亲在县城中卖鸡蛋时，讨价还价后，2分钱一个，卖上一堆，终于换来1元钱，我和老二好高兴。

　　揣着这1元钱，母亲领着我和二弟，吃豆腐脑，吃羊肉泡，再买一些下锅菜，天快黑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走上七八里地，终于回到老屋。

　　那时候，我也就七八岁的样子。在老屋的日子里，我和弟弟最惦记的就是母亲的那个大黑柜，因为许许多多的好吃的，都是从那儿拿出来的。我和弟弟经常想想着如何用自己的小手，透过柜盖与柜架的缝，从里面摸到好吃的。

　　并不是所有的时刻母亲都带着我们逛县城的。父亲在甘肃工作，一年才回来一次，母亲和我们两个孩子，队里就分了很少的地。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在村西北角，一个在村东去赵家路上的。

　　逢年过节的时候，队上杀几头大大的猪。杀猪的时候，我们孩子们最兴奋了，看着大人们剃猪毛，掏内脏，而其他人则清空猪肠中的污物，然后看着它们被扔进滚烫的大锅中开煮。

　　天黑了，但铁锅跟前的炉火则映红着人们的脸庞，全村的人俨然将麦场当成了心中最愿意来的圣地了。

　　分肉和分肠了。我家分得少，因为我父亲在外地当工人，家中的劳力就母亲一人。即便如此，母亲和我们都开开心心的。

　　由于父母长年在外，家中就母亲一个劳力，出工分，我和弟弟也经常帮助母亲拉着架子车给地里上粪，有时候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播撒着种子。

　　要说我的根子是农民，还真算不上，但至少我是干过农活的，虽然干得不好，但至少对农活的程序大体上清楚。

　　秋收的时候，因为工分不够，母亲就拿着父亲寄回来的钱，买工分，这样，才能够分来一年的粮食。我记得，那是两个大大的口袋，很高，腰并不粗。

　　母亲心灵手巧，为了我们，常常在浑浊的油灯下踏着缝纫机，给邻里乡里做衣服。我和弟弟则坐在炕上的小桌上写作业。二弟就比我小2岁。

　　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拿来邻里的1元钱后，认真地放在贴身的衣服里。这时候，我们则知道，母亲过几天肯定要上县城去的。

　　是的，母亲这一次没有带我们上县城。她一人去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早晨，我们送母亲到村东头的备战路上，看着母亲的身影一点一点消失在东边的马路天际上，然后我们回到老屋，上学的上学，玩耍的玩耍。中午，我和弟弟吃一些母亲留下的饭后，还要给猪添食。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则跑到村东头的备战路上，直等着母亲归来的身影。

　　一个一个的身影从我们眼帘中跳出，又一个一个的闪过我们身边，我们尽可能地找高的地坎眺望着远方的马路。

　　当星星出来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那熟悉的身影了。那是母亲的身影。

　　她走得慢，身上背着一大堆东西。我们欢快地跑上前，帮着母亲拿东西，母亲喘口气，笑着问家里都好吧。我直点头。弟弟在一旁摸着袋子，他在找好吃的。

　　回到老屋，母亲拿出了很多很多的好吃的，有杏子，有苹果，有枣子。吃罢后，多余的，母亲打开柜子，将他们分类放到其中。我们在偷偷地笑。

　　30多年后的今天下午，当前几天证券公司的人通知我要办第三方资金托管手续时，我想花1元钱坐公交去，走到院子中，我改变了主意，决定步行去。我边走边想，要散散步了。老坐着，不好。

　　这样想着，我出发了。其实我今天穿得依然是冬装，虽然我知道外面的太阳很好，暖洋洋的，但我多年的习惯告诉我，在西北，要彻底脱了冬装，得“五.一”以后。

　　一路走，一路看，兰州的街道人来人往，甚是热闹，我老远就看到天桥，我在想，能不能不上天桥就到马路对面的证券交易所。扫了一眼，还是走天桥方便，于是，我一脚踏上了天桥的阶梯。

　　走到盘旋路的天桥上，天桥中央靠西的一侧有一位老人在行乞。我老远看到，那是一位老太太，她缩在那儿，抖抖索索的。其实此时通过天桥的就我一人。

　　她看到我来了，伸出干枯的手。我确实穿戴着我的旧西装，老远看起来，像一个有钱的老板。

　　我走到老人的跟前，从西装口袋中掏出钱包。看到里面有几个钢蹦，我迟疑了一下，还是拿出1元的整钞，停下身子递给了老人的手。

　　“老人家，快回家去吧。”老人接到钱后，双手掬成祈求状，嘴里含混不清地说“谢谢啊，谢谢啊，好人啦，好人啦。”

　　我离开老人快到下去的阶梯跟前时，我的背后，老人传来一声叹气——“唉！”

　　想着刚才的1元钱，快到证券交易所时，我忽然想到了母亲的1元钱，于是就有了开头的故事。

　　老人大约快70岁的模样，干瘦，身上散发着很浓重的油味，好像是……。这个味道我走了几十步后都能清楚记忆。

　　她能出来乞讨，为什么呢？是家人的主意，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子不孝，父之过；老人乞，子孙罪……

　　2008年4月7日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