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偶读到《毛泽东评武训办学》，颇有一番感受。
一直以来，人们为武训叫不平，明明他宁肯下跪，也要求得富人们捐钱办学的精神值得提倡，为什么遭到毛泽东如此严厉的痛斥呢？
其实，很简单，武训办学时，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即他虽有顽强的性格，但同时也得了“软骨病”，软骨到在精神一直觉得低富人一等，下跪乞求，甚至怜悯。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办学是由他主导的，那么他的“软骨病”必会在潜意识里传染给了那些接受学习的学生。在毛泽东看来，一个正常的社会，学生受教育权是天经地义的，是天赋人权的，而不是靠人施舍的，否则就是美其名曰报恩教育，实质是奴仆教育，那么学生就不会有独立之精神，完整之人格，他始终想的是为某人（或某集团）报恩，服务于（仆从于）某人（或某集团），这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或是主要目的，所以要不得，要批判。相比之下，西方的教育似乎要理性得多，高明得多。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国家对全民的必尽之义务，次之家庭必尽之义务，然后要接受更高层次教育时，一般是18岁之后，主要由自己负担（兼职或打零工），次之国家提供优惠政策（学校的奖学金很大一部分也是靠国家财政拨款），这既锻炼其实践能力，也锻造其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那么，是不是不需要报恩呢？不是的，毛泽东的意思是在起独立之人格，自由只精神的前提下，报恩于人民，社会，国家，而不是某个人或 某个集团。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发展，成功是以人民，社会，国家的发展和支持为条件的。有意思的是，最近一位财经专栏作者说得好，富翁不是财富的真正拥有者，充其量只是财富的贴身管家或高级保姆，我深表赞同。
如果我们不健忘乃至于麻木的话，就会发现报纸，电视或网络上冷不丁的有一些大学生自杀的报道，据我了解和观察，我敢断言，其绝大部分与对了父母的面子无法见人，实质是报恩不到或者说是患了“软骨病”有关。父母说做一个有出席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句话在父母和孩子的理解中，大致是一样的，即顺从父母的期望，符合父母的标准，按照父母的意愿，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但实际怎么样呢？当一个大学生处于一个陌生并充满各种诱惑的新天地时，没人告诉他面对这个新的命题该如何开始并做，于是鬼使神差地被各种诱惑拉走了，每经历一次后，又深深地自责，因为同时他骨子从来就没有硬过，是软的，一直被看似正确的小恩情心理所笼罩。终有一天，临近尾声，而又无法向父母交代是身心倍受煎熬到了极致，无奈就采取所谓既能保住父母的脸面又能解脱的方式—自杀。在我看来，这样的父母和孩子都搞错了。父母没意识到，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更意识到，那种不理会他们所设想意志而且有独立意识和经受各种考验的孩子，才会永远的报恩，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孩子没意识到，不用事事是否让父母丢脸去衡量或约束自己行为的对与错，而是不断尝试，不断反省，使自己面对任何不确定的东西会应付自如，减少父母最大的担忧，才是最好的报恩；更没意识到，一个全面发展，精神和思想独立的人，在正确的价值观（而不一定是父母的价值观）指导下，活出自己，创造价值，才真正懂得人生之意义，为自己，为社会，同时也包括父母，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极为优秀的，比如前不久报道的在习惯科技大学自杀的内地博士生葛炜炜，多令人惋惜啊，家庭悲伤，社会震撼，国家少了一个科技人才，假如他像鲁迅先生所说，有“真的猛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的硬骨气的话（其实他不过是一时面临困境而已），结局一定是令人鼓舞的。
软骨病，足以摧残一个国家，遗失一个时代的精神，而永恒的残存与历史之中，鉴之，染之皆由意识和正视与否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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