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的“西进战略”，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步，在边境地区选择适当地点，按照深圳模式建一个乃至数个物流贸易或石油加工中心城市，使其成为未来中亚共同市场的核心。中亚地区一旦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连片开发，就会建立起我们的西部战略支撑点，打破美国企图在中亚打进楔子的阴谋。第二步，调整西部行政区划，特别是在广袤的新疆和西藏地区，促进当地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融合，使任何民族分裂势力没有生存空间，进而让疆独、藏独势力失去动辄影响全局的地域基础。第三步，打通欧亚大陆桥，与欧洲形成一个大欧亚经济共生带，用与西方国家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和共同利益，去拆解美国对中国的围堵。

　　在刘亚洲的判断中，印度并没有远大的世界战略目标。印度自立国以来，一直奉行机会主义国策。它的大国梦完全建立在一个不现实的梦想上：战胜中国。以前，印度军事实力的增强主要是为了防范中国，而不是进攻中国。但物质基础决定一切，印度有了几件“撒手锏”之后，“北抗”策略正在向“北进”演变。印度朝野已达成共识：必须战胜中国，印度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

　　刘亚洲认为，中国不必太把印度放在心上。他判断，未来中印之战，可能不会是领土之争，而是水源之争。雅鲁藏布江终会在中印间引起争端，要早做准备，因为国际水道是21世纪最具危机点的地域。为了对印度实行战略警戒，刘亚洲提出“东西钳击，泰山压顶”的策略。巍巍喜马拉雅山绵延数千公里，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不利于仰攻，却利于俯冲。倘若后勤无虞，江河高下，一泻千里。兵锋再叩印度平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这就是泰山压顶。东面经营云南。云南距印度咫尺之遥，中间只被缅甸北部隔断。那里是中国军队传统的作战区域。缅北三角区早已成为我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自由之地。注重云南战场建设势在必行。纵陆军不出缅甸，在滇西建大型军用机场，部署苏-30战斗机，印度亦不能承受其重。西面全力支持巴基斯坦，以天敌制天敌。从经略中亚的角度来看，刘亚洲建议，应将巴基斯坦拉进“上海合作组织”机制中来。与巴基斯坦修百年之好，除夹击印度外，尚有二利：第一，中国西部需要一个出海口；第二，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把儒文化国家与穆斯林国家的合流视为基督教国家的大患，这从反面提示我们，改善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是我们对付西方的绝招。

　　至于中朝关系，刘亚洲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中国应尽量维持朝鲜半岛的分裂现状。他认为朝鲜民族有极旺盛的凝聚力，统一只在朝夕。朝鲜半岛统一，日本是最大的输家。日本一内阁成员说：“朝鲜统一后必找日本算账。”未来不管朝鲜半岛以哪方统一为主，都对中国有利。从目前来看，以南方为主的统一可能性极大，但也不能排除北方。南方有金钱，北方有意志。 但他认为，如果以南方统一为主，战争恐怕不可避免，不会像两德统一那样简单。美国人对此看得很清楚。它制定了详细的针对朝鲜的作战方案。在美国亚太战略的棋盘上，朝鲜半岛的分量重于台湾。而我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影响力远不如美国。

　　《大国策》围绕着我国战略目标的确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对策，这是刘亚洲特有的“经营战略产业”构想。它明确了我国在“世界丛林”中的定位，理清了诸如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等等脉络，论证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系列简洁、实用、便于操作的策略和谋略。这些，对于中央高层对未来内政外交战略的确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像刘亚洲的其他作品一样，《大国策》同样引起了各方的争议，尤其是在中美关系问题的论述上，批评者认为刘亚洲就是一个活脱脱的亲美分子。然而，刘亚洲感慨说：“有人说我有亲美倾向，那他们是没读懂我。真正读懂我的反而是美国人……他们在研读了我的思想之后，知道我骨子里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美国中央情报局列了一个我们党政军干部的黑名单，名单上都是坚决反美的、不可能被和平演变的、‘死硬的’共产党员。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不管刘亚洲引起多大争议，作为一个现役高级将领，他是中国军方的一个高端发声，代表了一种新颖的战略思维和方向，也预示了中国少壮派将领的崛起，为中国军方高层所重视。海外观察家认为，刘亚洲那种“不谋天下者不足以谋一域”的国际大战略，将会对中国军队的军事变革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支政治和军事素质极高的、反应灵活迅速、全面应对各种挑战的、保障有力的军队将在中国出现。这正是中国军方高层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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