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比较成功的游击战争，总有一个能够团结最具战斗力的一部分人的信仰存在。共产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20 世纪游击战争中支持其持续战斗的信仰。缺乏信仰的游击组织并不可怕，这样的组织最终只能发展成为流寇或者犯罪集团。信仰必须有实际行动来支撑，在宣传理念信仰的同时，还应该通过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来部分地实现信念信仰，并培养一批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将成为游击组织最坚定的支持者。实行社会改革，是对信仰的践行。

　　进行社会改革，必然会破坏当前的社会现状，损害某些人的利益，从而使其站在对立面。游击组织必须团结尽可能多的阶级和力量，至少也应使其保持中立。一个社会中最具有战斗力和革命性的，往往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群众，谁掌握了这个阶层，就将具有颠覆整个社会的能力。这个阶层处在社会最底层，生活困苦，最具有变革的愿望，而长期困苦的生活，使他们吃苦耐劳、意志坚定，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能够坚持战斗，不怕牺牲。社会底层群众是游击队必须掌握的力量。但是与其他阶层相比，这个阶层的力量虽然强大，但却是隐藏着的，因为她没有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来维持自己的利益，这个阶层需要动员、组织和武装，才可发挥其力量。

　　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

　　占领军统治力量薄弱的区域，游击组织生存相对容易。统治力量的强弱是相对的，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地形、经济状况等。统治力量的强弱不仅仅表现在兵力的多寡上，也表现在诸如政治、经济与群众的态度中。群众基础的好坏决定了游击队的生存条件。抗日战争中，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牵制等诸多原因，日本军在沦陷区内兵力有限，难以做到完全控制，仅仅能对某些城市、县城、交通要道做到绝对控制，各个控制点之间往往留有空隙，使得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可在各个空隙之中活动自如。当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正面战场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政府改变策略，对国民政府从速战速决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重点清剿沦陷区的各种抵抗力量。国民党的政策也发生转变，由抗日转向既抗日又反共，日军得以抽调兵力进行清剿。从1937年9月平型关初战胜利，至1940年百团大战，八路军由几万人发展到40万，解放人口近4千万，新四军由1.2万人发展至10万，解放人口1300万。而在1940年秋至1942年，解放区人口缩小至5千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30万。

　　除了占领军以外，与占领军合作的阶层、建立的伪政权同样属于敌人统治力量的一部分。对于游击组织来说，伪政权的威胁甚至比占领军的威胁更大。游击队与敌人周旋的关键在于民心。如果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稳定繁荣，民心思安，那么游击组织和抵抗力量也就无戏可唱了。建国以后，各地土匪和国民党支持的各种反动势力迅速被平定，就是因为此。清军入关以后，由于执行了较为正确的政策，所以天地会、洪门等抵抗组织，很难掀起风浪。所以说，游击组织要想在某一地区站稳脚跟，与占领军、伪政权争夺民心是重中之重。

　　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游击作战的影响极为巨大。占领军往往更加重视人口聚集的城镇和战略要地，在这些地方，统治力量更为强大。游击队往往被挤到地形复杂、人烟稀少、发展水平有限的地区。在这些地区，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对占领军发挥战斗力极为不利。而游击队却可以从大自然中获得食物、水源甚至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可以在少量的补给下在野外生活达几个月，在这种地形中行动自如。环境应该是我们的朋友，占领军的敌人。

　　当环境有利于占领军的时候，对于游击队来说就是一场灾难。东北抗联就是在缺乏给养的冬季，被拥有充足后勤补给的敌人摧毁的。占领军的兵力的多少一般与地理环境的复杂程度成正比。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侦查技术与机动能力的提高，现代军队控制复杂地形的能力大大增强了。美军在阿富汗就是以极少的兵力控制了广大的地域，完全压制了塔利班武装力量与恐怖分子。与上世纪30-40年代相比，地理环境的因素被技术的发展大大地削弱了。

　　外部力量的支持

　　虽然游击队可以从群众中获取物资、资金、人员等补充，但是外部势力的支持也是重要的，重要的军用物资、武器、医药、资金、粮食等，在战时会被被占领军严格控制。而处在社会底层的群众缺乏拥有足够作战经验的骨干力量，某些技术性的装备游击队也不能自给自足。所以，外部力量的支持显得十分重要。几乎每一场打得有声有色的游击战争，都有外部力量或明或暗的介入。越南战争中，通过胡志明小道不断派遣正规军进入南越的北越政府，得到了苏联的支持；阿富汗游击队则是受到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即使是车臣反政府武装，也不能排除外部势力的介入。

　　外部势力可以牵制占领军，使其不能投入过多精力围剿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牵制，加上对苏联的忌惮，以及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打击，极大牵制了日本军队的力量，使得我党我军在游击战中能够发展壮大。而美国人在越南战场的失败，同样有类似的原因。

　　游击战并不是只有游击队才执行，正规军队的战斗小组小分队甚至具有高机动能力的建制部队都可以执行，其实就是以长距离运动穿插、隐秘渗透和伪装潜伏等战术的综合运用，根据战略战术要求可以达到情报搜集、资源搜集与破坏以及袭扰战等等效果，而反游击战战术基本上就是反渗透、交通线/要地防护、追踪截击和潜伏伪装判别等一系列战术组成，根据战略实际要求还要进行占领区安抚、目标人群和资源的甄别和隔离、区域政经资源控制等等一系列外部支援

　　因此不要一看到游击战就想象成人民武装依靠低劣装备在敌占区进行高消耗大牺牲低成效的武装抗争，要抛开这种思想困扰才能最充分的探索游击战与反游击战的战术发展。军事是政治斗争的延伸，政治是经济文化的综合体，因此军事政治是表里一体的化合物，脱离背景设定来谈战术只能是空泛无用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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